识地抠着墙缝里的污垢。
伊芙琳当时没有接话。她只是垂着眼，手里攥着的抹布被捏得变了形，布料里的水分似乎都要被挤出来。
她能感觉到心里头沉甸甸的，像压了一块浸了水的棉絮，又沉又闷，堵得她喉咙发紧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她知道克罗琦说的是实话，也知道这样的“实话”在这车间里有多不值钱——她们都清楚，那道“按规定来”的墙，不是某个人砌的，是无数次尝试后的沉默，是无数次冰冷的回应，一点点垒起来的，厚得连光都透不进来。
火神重工的车间里，这种透着邪性的荒唐事，天天都在上演。铁皮房顶下，机器轰隆轰隆转个不停，那些没道理的规矩、没人敢说的妥协，也跟着齿轮转，一遍又一遍——跟戏台子上的老戏似的，没剧本，却总也演不完。台上的人动作僵得像木偶，台下的人看着眼熟的桥段，没人觉得怪，更没人敢说句“不对”。车间里的灯是冷白色的，照在锈得掉渣的机床上，也照在工人脸上，连影子都硬邦邦的，好像连光都被这“常态”冻住了，没了活气。
大家早都麻木了。
上班铃还有两分钟才响，工位前已经杵满了人，手要么插在磨出毛边的工装口袋里，攥着皱巴巴的旧工牌；要么搭在机床边缘，指尖无意识蹭着积灰的锈迹。机器还没预热，齿轮静得能听见荧光灯的“嗡鸣”，可没人敢找个角落歇着，连靠一下机床都要绷紧肩膀——这种站着的“仪式”，早不是规定，却比规定更牢地捆着所有人。
没人问过“为什么要提前站着”，也没人试过晚来半分钟。就像没人会问“为什么要等铃响才开机器”一样，这种毫无意义的等待，成了工作本身的一部分。他们的目光空茫茫落在前方，有的盯着机床的铭牌，有的盯着地面的油渍，连眨眼都慢半拍，仿佛眼皮上坠着铅。身体是僵的，肩膀垮着却不敢放松，手插在口袋里也没个舒展的姿势，像被无形的线提着的木偶——不是没力气动，是动了也没用，久而久之，连“想动”的念头都磨没了。
到了开工时间，搬零件的动作更透着荒诞。明明从货架到机床，抄近路能少走两步，可每个人都绕着墙角的黄线走，鞋底磨破的地方硌着地面的小石子，每走一步都有细微的刺痛，却没人吭声。有人鞋底的胶都开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线，走路时拖着点趔趄，也只是把腰挺得更直些，生怕被看出“不合规矩”。零件压在手腕上，青筋冒出来，指节攥得发白，可路线半分都不敢偏——这种没效率的流程，没人质疑“为什么不能改”，仿佛绕路本身就是“工作该有的样子”，浪费的时间不是时间，是“守规矩”的证明。
手冻得通红也没人提换手套。车间的窗户漏风，冬天的冷空气裹着机油味往袖口钻，指尖冻得发僵，捏零件时都要先搓两下，可没人敢去找组长说“要副新手套”。不是没手套，仓库里堆着好几箱，只是“没人提”成了默认的规矩——提了就是“多事”，提了就是“嫌活累”，久而久之，冻红的手、磨破的鞋，都成了工装上该有的“痕迹”，像机床的锈迹一样，没人在意，也没人想擦。
看见不对劲的地方，眼皮一耷拉就挪开目光，比谁都快。机床的螺丝松了，零件歪在卡槽里，明明伸手拧半圈就能归位，可路过的人只会脚步顿一下，指尖动了动又缩回去，眼皮往下一垂，仿佛那处别扭本就该长在那儿。有人操作时姿势不对，明明多拧半圈就能省劲，旁边的人也只是看着，连提醒的话都懒得说——不是看不见，是“多管闲事”的代价比“看着出错”更大。他们宁愿多花十分钟调整自己的姿势，让腰更酸些，也不敢提“该拧拧螺丝”；宁愿忍着零件卡壳的不适，多试几次，也不敢打破“少说话”的默契。
这种麻木像车间地上积的厚油，裹着所有人的手脚。干啥都慢半拍，搬零件慢，拧螺丝慢，连抬头看钟都慢，动作机械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