凶饥之因有三：曰水，曰旱，曰蝗，地有高卑，雨泽有偏被，水旱为灾，尚多幸免之处，惟旱及而蝗，数千里间，草木皆尽，或牛马毛，幡帜皆尽，其害尤惨过于水灾。

这是《农政全书》里备荒篇的内容。

在此刻的泰昌十七年底，徐光启已是南都大员，他还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农业经验，在二十二年之后刻板付印出《农政全书》来。

但朱常洛早就设了博研院，执政院下更是设了农业部，农政方面又岂会疏忽？

天气变冷，会导致地表水蒸发量降低，气候变得更加干燥，所以旱灾会增多。旱灾多时，又更容易引发蝗虫集中孵化，形成蝗灾。

《左传》里，惜字如金的古籍就记载了鲁国蝗灾十六次。

汉末，连年旱、蝗，赤地数千里，草木尽枯，人畜饥疫，死耗太半。

有唐一朝，载于史册的大蝗灾多达四十二次。贞观二年，李世民在长安举行法事“禳蝗”，祷曰：人以谷为命，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但当食我，无害百姓。

然后他来了一把“吃蝗虫”。

但李隆基时，开元初期朝堂反倒对于如何应对蝗灾有争议。宰相卢怀慎说，“杀虫太多，有伤和气”。白居易还写诗说“捕蝗捕蝗竟何利，徒使饥人重劳费。一虫虽死百虫来，岂将人力竞天灾”。

一时间，民间都只建八蜡庙和虫王庙祭祀蝗神，民众甚至“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。”

这种情况把姚崇气得不行，直言“庸儒执文，不识通变！”。力请之下，李隆基才下令灭蝗，“由是连岁蝗灾，不至大饥”，“蝗因此亦渐止息”。

宋孝宗时，更颁布了一部《捕蝗法》，出资鼓励民众灭蝗。

蒙元时呢？一百零三年里蝗灾六十六年，尤其是至正十九年，从南到北数十个州县皆蝗，食禾稼草木俱尽，所至蔽日，碍人马不能行，填坑堑皆盈。饥民扑蝗以为食，或曝干而积之，又罄则人相食。

朱常洛看着杨涟和黄尊素主持研究的成果，旁边则是刘若愚奉命整理出来的这两年专门报灾统计。

“卿等应对有方，这三年没有因旱蝗酿出乱子。”朱常洛看着叶向高他们，凝重地指了指刘若愚整理出来的东西，“不过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，有些地方已经连续三年有蝗灾了，备灾还得再重视一些。”

气候变化对此时技术条件下的农耕影响实在太大，而且都是迭加的效果。

气温降低，首先就是水稻减产；尽管早就在清整兴修水利，但旱灾时灌溉更难，自然进一步加重旱情；再有蝗灾，减少了产量的作物又会被大规模啃噬；再加上河流封冻，转运难以及时，赈灾难度更大。

就算一直很重视这件事的朱常洛也认为：可能还没到真正明末那种严酷的大灾连连阶段。再加上自己多少有些安排，地方虽报了灾，但只报到了执政院。朱常洛放了权，又建立了备灾救灾体系。应对既然有方，没有搞出惨状，平常便不会当做多大的事。

所以朱常洛见泰昌十五年后，泰昌十七年又都提前入冬，就专门过问了一下。

这才发现其实已经有些地方从泰昌十五年就出现了蝗灾，连续三年了，今年蝗灾仍旧爆发。

今年入冬又早，明年恐怕仍会再起蝗灾。

对于预防蝗灾和蝗灾处置，如今已经有颇多办法。深耕、烧荒、水灌，蝗虫的生存空间会被压缩到了荒地上。这些年，一直是鼓励开荒的。

禁捕鸟、鼓励养殖鸭子等家禽，普及蝗虫做饲料、肥料，这些也已经是农业部的工作。

华夏如此重农耕，数千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方法。

唐时就知道“夜中设火，火边掘坑，且焚且瘗”，利用蝗虫的趋光性在蝗灾爆发时